台灣的寫實主義繪畫

十九世紀法國印象派的創作，若從內容的觀點來看，主要的是在於忠實地描寫當時歐洲大城市中產階級（即市民階級）的日常生活，這點也常常被台灣愛好西洋美術者所忽略。事實上，當人們背者畫袋到郊外寫生，或在室內對著靜物或家人或裸體的模特兒寫生的時候的時候，很少人體會到這個簡單的行為中所隱含的革命性，而只是把它視為理所當然。這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在十九世紀以前，西洋美術一直是以歷史畫、宗教畫、神話和（宮廷）人物畫為主的，印象派所描繪的一般城市現代市民的日常生活（而以休閑生活為主），這個態度不但違反了悠久的西洋美術傳統，他們的內容被認為是無關宏旨，他們的筆法更被視為粗僻不堪的，難怪在沙龍遭到落選的命運。
完全不理會這些歷史的背景，過去台灣的大專美術教育，幾乎把所謂的印象派繪畫的問題單純地簡化為關心是不是「人人看得懂」的問題。而所謂人人看得懂，又被等化為「是不是畫得很像」的問題，這個問題接著又再度被不分青紅皂白地簡化為「寫實主義」的問題！然而，寫實主義的畫就是畫得很像的畫嗎？畫得很像的畫就是人人看得懂的畫嗎？
由於在台灣，光復後的幾十年來，一向都以看得懂不懂，畫得像不像來作為審美判斷的依據；從美術史的立場來看，這不只是一種誤導的教育，而且是一種膚淺的認識。舉例來說，大家都知道米勒(Millet)的畫作是人人看得懂的，是寫實主義的，但是很少人知道他的作品在客觀描寫上，並不是很精確的，而且比當時的沙龍畫家作品，遜色許多。實際上，他成熟期的作品反而是以古典主義作為楷模的，但這也只是形式主義的觀點。
米勒之所以重要，甚至偉大，乃是在於他的題材，因為他一反傳統，把社會上最微不足道的貧民拿來作為畫中的主角，賦予他們崇高的地位。米勒不但同情他們的困境，甚至歌頌他們的工作，將他們視為與命運搏鬥的英雄。這也難怪，因為米勒事實上是個充滿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色彩的畫家。他早期即對新聞報紙上的政治漫畫十分著迷，這多少引證了他的題材風格取向。然而，這些都是我們一般美術教育上很少觸及的問題。由於過去的美術教育根本忽略了藝術和社會改革這個領域的探討（現在回想起來原因可能有二：戒嚴之下的威權統治不准人們有這方面的想法，久而久之人們便自然而然不知道可以有這方面的想法了，這也間接證明了威權統治愚民教育的徹底成功）。因此，我們在台灣看到居然有高級住宅大廈的門廳或者高級餐廳掛著大大的一幅米勒的作品《拾穗》，簡直諷刺倒了極點。因為《拾穗》所描繪的是當時法國的三級貧民，生活比農夫還慘的，在台灣居然被當作優美的畫作，當作田園風光來欣賞豈非可笑？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畫家梵谷(Van Gogh)身上。梵谷的描寫力，在一般專業畫家看來，也是很「遜」的。事實上，他即因此遲遲未能進入巴黎新派畫家（印象派）的核心。然而，更重要的是，梵谷是比米勒還要激烈的社會主義改革者，悲天憫人的宗教家。如同米勒一樣，他對於帶有社會批判的政治漫畫（或素描）也有特殊的喜好。實際上，他個人曾經收藏了二十幾本的這一類素描。由於台灣獨特的時代背景，我們對於像梵谷這樣的印象派畫家之認識，很遺憾的，也是十分膚淺的，只有注重「畫家發瘋」的傳奇性；而抹殺了「社會關懷」的理想性。同樣的，對於其他真正的所謂的「寫實主義」的畫家如多米埃(Daumier)，我們的認識也是極其有限的，甚至認為他的描寫力不好，或只有漫畫的水準等理由而忽略他。

可是，如果我們認識了所謂的「寫實主義」，其實是有著無比深刻的內涵——它的人道關懷，它的社會觀察和政治批判——而不是僅僅只是形象描寫的問題，那麼我們便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截至目前為止，可以稱得上是「寫實主義」的台灣美術，幾乎是少之又少了。讓我們從今天開始認清，平常所謂的畫得很像，看得很懂的風景寫生、靜物寫生、或甚至人物寫生，其實，跟美術史上所謂的「寫實主義」一點兒關係也沒有！
雖然過去我們的學院美術教育口口聲聲強調「寫實」，卻一直對「寫實主義」的深刻內涵沒有正確的認知！的確，在某些畫家的眼裡，所謂寫實主義就是把東西畫得很像，讓人人看得懂。這也就難怪，一九七○年代，當美國所謂的「新寫實主義」盛行的時候，許多被各種不論是具象或抽象畫的新派畫「彆」了幾十年的畫家，終於感到揚眉吐氣地說，「你看，寫實的終於又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