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象: 最不爭取的影響力



就整個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運動史來看,杜象,正如他自己所承認的,並沒有真正加入而只是熱心地參與,因此,算是一個弔詭的,「在邊緣遊戲的核心人物」。他到處幫忙,但也到處幫「倒」忙,扯後腿,拆台子。
而這些正是杜象利用參與藝術圈的活動,來批判藝術圈的策略。例如,一九三八年布魯東(Andre Breton)籌畫國際超現實大展的時候,請杜象幫忙設計展覽會場,杜象居然把展覽室弄得黑壓壓一片,根本無法欣賞畫作,卻叫曼瑞在門口發小手電筒給觀眾,讓他們只好十分辛苦而勉強地看畫。 一九四二年在紐約,布魯東又請杜象為他所籌畫的超現實展覽布置會場,杜象卻去買了一大堆繩子,把整個會場掛滿了從天花板垂下來的繩子,造成觀賞作品時的極大困難,同時在開幕的那一天晚上,還吩咐一些小孩子在會場追逐嬉戲,而他自己則早就溜走,跑到倫敦去了。一九五三年,紐約的Sidney Janis畫廊舉辦了一個達達主義的歷史性回顧展,人們又請杜象出來幫忙設計展出目錄,他卻調皮地把展覽目錄印刷在衛生紙上,又將這個「目錄」它揉成一團,當作廢紙丟在垃圾筒裡,等觀眾進來看畫時才特地又把它從垃圾筒裡拿出來給他們。我感到非常奇怪和納悶,杜象對於藝術圈的這麼明顯的諷刺行為為什麼居然沒有引起歐美所謂的「杜象專家」(除了零星極少數例外)認真地討論呢?
評論家Brian O’Doherty說,杜象的展覽會布置其實是對於觀眾,美術史以及藝術家們的「虛無主義式的批評」。但是藝術家們為何卻樂此不疲,一再請他幫忙呢?他認為這是由於藝術家們並不曉得杜象「對於他們的作品之騷擾是用對於觀眾之騷擾來偽裝的」; 但藝術家們真的有這麼笨嗎?根據布魯東本人的說法,杜象在當代前衛藝術運動裡的位置是十分獨特的,因此幾乎每次展覽都需要靠他那權威性的名氣來引起人們的注意。 
其實,杜象對於所謂「藝術世界」的批評一向是相當負面的,他認為那幫藝術家們一旦有了小小的成功,馬上一個個變成假冒者(fakes)。而圍繞在藝術家身邊的一群「狗」,則是狡詐的惡棍(crooks)! 杜象甚至說,所有時代的藝術家都像賭徒,只不過有些人運氣好,有些人不好。往往那些運氣好而成功的藝術家,不過是厲害的推銷員,但這並不保證他們身後也都能擁有同樣的名聲,因為所謂身後名,也是個「婊子」(bitch),隨時會改變心意的。然而杜象絕不是因反對藝術(anti-art)而故作姿態,正如他所說的,

一個反藝術家(anti-artist)也還是一個藝術家,正如其他藝術家沒有兩樣。非藝術家(an-artist)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字眼……,非藝術家的意思就是不是藝術家,這就是我的概念,我不介意做一個非藝術家。

在杜象的晚年,他在紐約的家變成了當代藝術世界裡,他的崇拜者和追隨者聚集的地方。雖然當時在紐約的美國和歐洲前衛藝術家,幾乎很少人不去拜訪他的,但是他卻說,他「從來沒有訪客」! 這種似是而非的弔詭說辭,是否有透露或隱藏了什麼訊息,也是相當耐人尋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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