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引述:
[在二十世紀初期]不少成功的美國藝術家例如Robert Henri, John Marin, Stuart Davis,和Daivd Smith等人都認為藝術家基本上是個工人,只不過製造藝術是所有工作當中最高尚的一種。從這個立場來看,藝術家自然很容易把自己當做工人,而工人們強烈的自由的、社會主義的,以及無政府的傾向自然就成為美國許多藝術家的政治思考特色所在。//從一開始的時候,美國最優秀的藝術家一直都是美國政治甚至是美國一般文化最毫不留情面的批評者。在二十世紀初期,這樣的批評最後總是帶有樂觀積極的成分;因為人們相信如果清教徒的傳統的壓力和束縛能夠被解放的話,那麼「藝術的精神」就自然能夠成長興盛,從而界定並且擴展了人們的知性和感性。(Barbara Rose, American Art, 4-5.)
短評:
這樣的精神內涵似乎從一開始就很少在台灣的藝術創作裡面出現過。早期的台灣現代藝術基本上呈現的是在藝術家在外國沙龍中揚眉吐氣的個人成就,而且幾乎把藝術的功能和目的完全侷限在視覺對象的「描繪」上面。這種狹隘的藝術觀也在相當的程度上限制了台灣現代藝術的創作和禁痼了台灣的藝術教育有一段好長的時間。雖然後來隨著社會的開放進步,藝術思想觀念的介紹也逐漸擴展,但是很可惜的一般論者似乎比較崇尚形式主義而明顯地認為題材和內容是不重要的。直到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左右,台灣藝術大體說來幾乎一直很少「反映」或「反應」社會現象的,更不用說能提出什麼政治觀察或社會批判。記得在台灣社會混亂的時候,我們所聽到的卻是最虛弱、最疲軟的「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的藝術論調。不要說完全缺乏諸如上述美國早期藝術家以社會的改造和人民精神的解放為職志,甚至也達不到一千多年以前唐朝的張彥遠所主張的:「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的氣慨,只是一味的形象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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