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象: 最邊緣的核心人物

雖然，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斯(Octavio Paz)曾指出，二十世紀西洋最重要的兩位藝術家是杜象和畢卡索；但實際上，我們都知道杜象對於二十世紀後半新藝術發展的影響，其影響力遠遠超過畢卡索，並且讓人無時無刻都感到它的存在。藝壇流行所謂「自從杜象之後，什麼都可以」，這句話也間接表示了一般對於杜象之重要性的確認。也唯有當這個論點的確是可以成立了，我們底下才能以杜象一生的生活態度和藝術創作方式來作為「沒有對策之對策」的模範，針對目前流行的種種「邊緣/核心」對策做一番檢討。以下我就針對這些議題從三個角度來觀察杜象的一生，並分條加以敘述三個弔詭的現象：ａ，他是最邊緣的，但也是最核心的人物；ｂ，他是最不爭取的，但也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ｃ，他是最古老的、甚至最「東方的」，但卻也是最西方的、最前衛的。

對於現代前衛藝術運動歷史（當然包括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多少有一些認識的人，可能認為杜象在這些運動裡，一定是個「核心人物」，其實不然。如果仔細檢驗他的一生，你將發現，就某種角度來看，他在相當的程度上其實是個「邊緣」人物，亦即所謂「藝術世界」的局外人。甚至，他早期在巴黎的住處，也是離開大部份藝術家很遠的地方，也很少跟人家來往，因此他的傳記作家戲稱他是住在「地球的邊緣」（’end of the earth’或者法文’le bout du monde’這個詞在國內中文出版品被錯誤地翻譯成「世界末日」！）。
杜象早年是替報紙雜誌畫漫畫插圖的，並不是從事所謂的純粹藝術，只有透過哥哥的介紹和拉線，進入當時立體派的分支，比多團體(Puteau Group)，才算進入了藝術圈。不過，不到兩年，因為作品《下樓梯的裸體》太過急進，被那些自稱「前衛」的會員排擠，甚至勸退，而無法參加他們的團體展，失望之餘，才終於退出藝術圈，跑去巴黎聖潔內薇也芙圖書館(Bibliotheque Ste. Genevieve)當圖書管理員。其實杜象也是個西洋棋好手，曾經代表法國參加西洋棋比賽。後來為了提倡推廣現代藝術，自己也當起經紀人，甚至和曼瑞（Man Ray）、凱薩琳珠愛兒(Katherine Dreier)，合作開家「藝術公司」買賣歐洲現代藝術作品，也就是曼瑞所稱呼的「公司公司」的。　
至於杜象他個人的藝術「事業」，與當年超人氣的最低限藝術家史提拉(Frank Stella)比起來，可說「遜斃」了，後者在三十歲的時候就已經進入紐約現代美術館開回顧展，而杜象到了七十六歲才在加州帕沙迪納（Pasadena）的一個小型美術館開第一次個展。他在所謂的「藝術圈」內的藝術活動，為時很短，並且他自己的作品與其他檯面上很活躍的藝術家相比之下也可說很少，也因此常常被人質疑他在現代藝術的重要性和領導地位。　
杜象對於現代前衛藝術運動一直抱著若即若離的態度，也就是他的好朋友Walter Hopps很巧妙地形容的，所謂「參與各種運動而無須加入」(“participating in movements without the need to join”)。　例如，一九二一年，查拉(Tristan Tzara)策劃一個國際達達藝術展，邀請杜象參加，結果被他回絕了，最後只好在展出目錄上留下空白。 一九三六年巴爾(Alfred H. Barr)為紐約現代美術館策劃一個達達和超現實主義的大型展覽時，杜象甚至還特別通知所有擁有他作品的朋友和畫廊不要把他的作品借展。
談到他之所以拒絕展出，杜象後來回憶說，「嗯，我有什麼好送去給他們展出的呢？我沒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可以送去，我甚至於不知道達達是什麼！」所以如果說，在美術史上杜象曾經參與什麼流派或運動的話，那倒不如說他是個「個人運動」，而這也正是評論家若森伯(Harold Rosenberg)所讚嘆的，「杜象令人無法模仿之處是在於他把自己與藝術圈保持距離作為一種修煉，既不屬於它，也不外於它」。他對於早期現代兩個前衛運動「達達」和「超現實」所做的貢獻，據他自己很謙虛的說法，他只是個被「借用」(borrowed)的「熱心幫忙的技術工」(benevelent technician)，完全一副「局外人」的口氣！而我們就是要透過對於這樣的一個人，一生中比較少為人知的事跡，來探討藝術世界「核心與邊緣」這樣的對立觀念從而反省其因應之道。